元典精神，文明永远的源泉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最重要的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

    这有限的几十种书，便是几千年中华文化沉淀下来的“文化元典”。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堪称“元典”的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墨子》等典籍。

     那么，这有限的几十种书为什么被称作“中华元典”呢？它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中华元典”都是“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的作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产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古印度诞生了“吠陀文献”与“佛经”；古希腊诞生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著作；中东地区诞生了《旧约全书》；中国诞生了《诗》、《书》、《礼》、《易》、《春秋》等具有“元典”意义的文本。

    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人们总要回顾“轴心时代”，从“元典”中寻找智慧。“并被它重新燃烧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光辉，从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冲击后，也是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也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

    为什么人类要屡屡从“元典”中汲取力量？这和“元典精神”有直接的关系。

    “元典”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著作，它是一个民族最杰出的思想家思考和总结的产物，是一种文明的结晶和升华。它的思考总是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始终关心的。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又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原型，而非封闭的教条。这就使得“元典”能超越时空，一再发挥着巨大的启迪功能。所以，“元典”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它的基本精神却能关照久远的岁月，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永葆光辉。

    创造“中华元典”的中国思想家们铸造了东方人的思想核心：他们的世界观、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为后来的思想发展提供了一张张“线路图”。有了元典的“线路图”，人类就不会迷路。

    “元典”是人类旅程中的一棵棵遮天蔽日、结满果实的思想大树，有幸走过的人们，可以在树下乘凉，可以品尝智慧果实，待重新出发时，过路人不忘把树籽播撒在思想大树的周围，所以，慢慢地，在一棵棵思想大树的周围长成了一片片思想的森林。

    “元典”是人类思想河流的源头，饮水思源，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创新，都能从源头中汲取力量。

    从汉唐到宋明，各个时期的儒学各有发展和突破，但是孔子始终是儒学公认的始祖；“四书五经”是后世儒学言行思想的圭臬；孔孟儒学所倡导的“内圣外王”始终是后世儒学追求的理想境界；孔孟儒学所遵循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始终也是后世儒学实践的基本方式。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的源头在《诗经》。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诗歌，不管是唐诗宋词，还是楚辞汉赋，不管是屈原在汨罗江畔的苦苦思索，还是李白豪气冲天的激情，无不可以从《诗经》中找寻前行的力量。

    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人类更需要从“中华元典”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中吸收营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元典精神”千百年来被中华民族一再实践，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成为一种古老而又常青的传统。今天，中华元典仍在闪耀着精神的光芒。

    在近代物理学家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他发现老子所讲的“道”与宇宙的本质，与西方现代物理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他还断言：“西方的思维、西方的物理学发展，必定要走到东方哲学道路上去。”

    《周易》所提出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及《论语》所倡导的“德治”之说等“天下和谐”的原则，被认为是解决现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和睦共处问题的文化良方，是医治克服西方文化之偏见与“现代病”的良药。

    “元典”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优秀遗产，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不朽之作。对人类文化而言，它们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出处：育灵童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家庭教育第一方案》